我说也许那里有特别的东西，我会在那里租房，在那里工作，甚至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我会忘了她，忘了师大，忘了自己来自什么地方，因为缘分是有尽头的。

文章选自《one一个》VOL.522

我的大学
文/王云超

1、哭鼻子的贫困生

我曾经有个习惯，新环境迅速忘记老伙伴。很多人说这是自私，其实我很早就觉察到缘分的阶段性，缘尽不可强求，只要还在成长，昨天的骄傲也许就是明日的笑柄。比如学校这种东西，就是个半胁迫似的群落，你没有权利选择班级，没有权利选择师长，没有权利选择下铺的室友，毕业后总会有人注定不再相见，区别只是谁先忘了谁。

淅淅沥沥的秋雨天，我被分到全校设施最好的宿舍，占好下铺，咬着苹果，看着一个又一个陌生男孩跟随家人走进来，他们和我进来时一样，捧着蓝色被罩和迷彩军服。之后半月，是无休止的踢正步、站军姿、军事理论，偌大操场。秋老虎肆虐，上万名孩子在烈日下哆嗦。我至今都认为大学军训是件无聊的事情，老师和兵油子在小孩子面前耍够威风，却只给他们留下黝黑的皮肤与满腔的鼻屎。这种官僚味极浓的运动，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价值——选美，镶满黄土的军帽下，姑娘们集体失去魅力，突然闪现出一张动人的脸蛋，这便是系花了。

军训结束当天，宿舍区出现凄凉一幕，一个女孩子哭着鼻子在老父亲带领下跟几名女同学依依不舍地道别，大家说这个女孩子家里条件不好，与老家乡绅的儿子有婚约，家里没同意她上学，她私自拿着通知书前来报到。

师大生源多来自三线小城和底层农村，贫困生规模庞大。贫困生在这里的定义已不是拿不出学费，是连借都借不到的那拨穷孩子。他们大多出自西部山区，全家靠着坡上几亩耕地生活，兄弟姐妹好几个，还有帮冷血的穷亲戚。拿不出学费，要申请贫困生资格，等待助学贷款，而即便是功德无量的助学贷款，也不是天上的馅饼，毕业前你必须将它还清，不然就没有学位证。

学费有着落后，生活怎么办，靠着师大每月45元的学生补助根本不够活，你得去刷盘子、举家教牌、拖图书馆的地、上富家子弟的车。总之，靠一己之力完成四年学业。当然，作为老字号地方名校，师大也有贫困生奖学金和助学金，可这些东西不会普渡所有人，它们时不时还会去临幸那些拿着高档手机穿着名牌鞋帽的家伙。我有一个勤奋刻苦的同窗，期末拿到贫困生奖学金，校方二话不说先送他一个价高质次的MP3播放器，扣去播放器剩下的钱给他打到私营食堂的饭卡上，想套现，只有将饭卡折价转让，这种变着法儿侵吞善款的事情在校园里屡见不鲜，中国人发起国难财来历来不畏鬼神。

在师大，我算不上贫困生，但敬佩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家姐上大学时，家里困难，她一边申请助学贷款，一边将所有节假日利用起来打工，同时她还是校学生会的主席。我中文系最好的朋友小高没申请到贫困生资格，更没有助学贷款，他的学费是向几个高中同学借的，而后他做家教，做餐馆服务生，同时兼着两三个工作，他哥哥来省城找工作，没处落脚，住进他宿舍，他以一己之力养活着两个人，身体和精神时刻面临着崩溃。

晚十点，小高做兼职归来，睁着无神双眼，踩着凌波微步，我端着脸盆跟他打招呼，他一脚踏空楼梯，差点魂断当场。与小高同社团的一个小个子女生也是贫困生，在校外餐馆做迎宾女招待，我和同学逛夜市路过她身旁，她笑着与我们打招呼，我们回来时她依旧站在晚风中跟我们打招呼，只是那张脸分明哭过。

我从没怀疑过贫困学生的未来，他们的艰辛与他们的学生身份一样，都是暂时的，都会有结束的一天。但我着实为他们的心灵担忧，日复一日尊严的丧失，人生观价值观会不会扭曲——他们完全有资格扭曲。当然，对贫困生的解读还有很多，比如一些三好学生就冲我说：“中国人太多，大学师资又有限，不应该只看到贫困生的生活难处，也应该看到国家扩招政策给予更多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三好学生里也有贫困生，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相信这个国度多数教育机构第一运作目的是盈利，其次才是育人。中国大学有着不逊于英美的专业数量，却没有足够专业的人才，我们处处学着西方，最后只学了个样子，很多本科生的课程本可以压缩在两年内上完，却逼着他们交了四年学费。

四年后，我毕业了，顺利拿到学位证。我找到辅导员，问道：“我们是学设计的，为什么给我们文学学士证？”她说：“哎呀，咱们学校文科类只有这几个学位颁发资格，有你的就不错了，你还挑。”

2、姓焦的老师

我出身不好，加上顽皮，从小到大没上过什么好学校，也没遇到什么好老师。小学他们拿柳条子抽我，罚我去北风呼啸的门口站着。初中他们当众挖苦我，将我画的四格漫画撕碎后扔进炉火。高中他们干脆把我爹叫到学校揍我，我被揍急了，却不能揍爹，只能当着他们的面哭了。

大学老师显然比中学老师和蔼许多，因为这种地方没有升学压力，学生成绩的优劣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加上学生们正值娇滴滴的年华，他们尽可能地与学生们打成了一片。

我们辅导员是个年轻的姐姐，音乐学院刚毕业的研究生，活泼可爱，笑靥如花。她虽是师长，却也是个孩子，擅长当众唱歌跑调和手绘各种惨不忍睹的儿童画。这个大孩子辅导员被学生传诵最多的是她的择偶段子，她身家显赫，父亲是将军，母亲是教授，哥哥也刚刚晋升中校，简直不可一世，她公开自己的择偶标准：有长相、有才华、有大钱，满足其中两条即可参选，所以至今也没听到她结婚的消息。

作为传播学院的艺术生，我们有着全师大最新潮的领导。院长本是名画家，写生季跟着学生一起上山下海，到了晚上，他还会怀着浓浓牵挂不顾小伙子们赤裸的胸膛溜进男生宿舍进行慰问，他拉开灯，摆出白酒和烟草，嚷嚷道：“都起来都起来，才几点就睡觉！”学生有不抽烟的，他照发不误，嘴里唠叨：“不抽烟算什么男子汉。”学院新调来的副书记，比画家院长更加年轻，嗓门儿更加洪亮。他原是校长秘书，因办事利落得到提拔，同时他也是石家庄知名司仪，平日里开着私家车到处参加红白喜事赚钱。他的代表歌曲是“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每次在学校大舞台唱这首歌总能震翻全场，站在远处的外学院学生呆呆站着，真以为台上这位是总政歌舞团来走穴的。

男生最喜欢的，永远是体育课。师大的体育课根据志愿调配，每个学期都要填写自己的体育志向，包括我在内，多数人第一志愿永远勾选舞蹈，但最后总会被筛选到其他课程。我没有气馁，孜孜追求，第四次在表格上勾选舞蹈，终于被分到了散打班。散打课是所有体育课中人气最低的，不是说大家不喜欢格斗，实在是害怕那个散打老师，他是学校体育部主任，他的课不论男女上来就是几十个俯卧撑，不标准，就踹你屁股，下课，再做几十个俯卧撑，还是不停地踹屁股。散打老师喜欢边抖动肌肉边讲述他见义勇为斗歹徒的故事，他一遍又一遍地教育我们不吸烟不吃酒每日坚持晨练便可如他一般健美。2006年冬日清晨，人们在单杠旁发现他的尸体，脑溢血。

春末夏初，师大女生集体开始饿肚子，因为游泳课又要来了。蛙泳是师大的必修课。但平原子女，着水就紧张，一个个的窝在浅水区发懵，游泳老师扯着一脸的横肉说：“怕什么，都给我往深水区走，一脚把你们踢过去喝几口水什么都能学会。”我们蛙泳考试最终全数通过了，包括那个游了半截儿实在撑不下去换成狗刨儿的学生，游泳老师在岸边扯着一脸横肉不停地鼓励他：“你他娘的快点刨儿。”

大三后，再没有了艺术课与体育课，只剩下软件课与理论课，于是我开始频繁逃课。我连班会都不参加，整日闷在图书馆和宿舍里，笃信图书馆随便挑本书都能秒杀那些虚张声势的理论课教授。可即便是理论课，也开始减少，渐渐地，传播学院变成青年疗养学院，大把的课余时间，接踵而至的节假日，让那里的学生更加散漫与堕落。我们班有一个神一样的女生，四年里，她只有开学交学费和期末考试时才现身，大家都说她和她的警察男友云游四海去了，可就是这样的家伙，最后也顺利参加了毕业答辩。

师大的毕业答辩，同样是走过场儿，老师们根本不看学生从网上下载的论文，只是象征性聊聊天，就算通过。也许是我“逃课王”的招牌太大，坐在对面的两个老师准备好好释放一下成见，他们一脸不屑地说：“王云超，哈哈，你小子，我给你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就没见过你几回，现在设计类工作竞争多激烈啊，就你这个样子，以后能不能吃碗饭都不好说，你好自为之吧。”

五年后，从别人口中得知，当初嘲笑我的两个答辩老师，一个因为和女学生约炮差点挨打，一个做生意失败头发掉光。读书人不一定都有出息，更多读书人的心胸与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一生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我眼里，那两个狗眼看人低的答辩老师还不如当初教我们马哲课的焦老师，焦老师除了在课上大声介绍自己是传播学院唯一姓焦的老师，再无其他事情供我们回忆。

3、后荷尔蒙时代的爱情

谈恋爱，是大学最著名的景观，每一个中学时代饱受压抑的人，一上大学便迅速脱下裤子。家境好的，追求长相姣好的。家境一般的，冲身边姿色一般的下手。糟糕的性启蒙教育，使中国大部分大学生的爱情观远不及他们的下半身成熟。很多大学生的爱情，根本称不上爱情，不过是一堆粉饰过的性欲与赤裸裸的虚荣，不甘心躲在厕所自慰的男生，被言情小说迷得晕头转向的女生，携手品尝真正的禁果。尝完，上瘾，开房租房，直到其中一方腻了，找个漂亮的借口离开，留下另一个在原地迎风流泪或破罐子破摔。

相比那些坐在网吧角落搜黄图的外学院男生，艺术系男生十分幸运，大家都有自己的电脑，可以利用蜗牛般的校园网熬夜下载A片，然后光明正大地在机房交换U盘。A片几乎占据了师大艺术系男生四分之一的时间与精力，这种氛围下催生出来的男女交往，也基本以肉体的喜厌为标准，那些高富帅级别的艺术系男生，成为各大艺术类学院的山大王，他们恨不得将所有能追到手的漂亮女生睡个遍。

因为对摇滚乐近乎疯狂的追求，我无暇他顾，很快就成为班上刺眼的单身汉。大二上半学期，山区贫困生都有了妞，他们从出租屋泄欲归来，自然要冲单身汉耍耍优越，趾高气扬地站在床头说：“超，你怎么不找个女朋友啊？”我说：“没有不要紧，但也不能凑活啊。”这句话很快传到他们女朋友耳朵里，女朋友们一下子全急了，大骂我是王八蛋。

长久以来我都有严重的中文系情结，这可能与自己喜欢文学并且家中几个姐姐都是中文系出身有关。入学师大时，我就混进中文系文学社，结交了一大堆中文系的学生，但不到半年就和他们结伴滚了出来。大学社团，是个和军训一样无聊的东西，它只能成就一两个人的学分与威风，其他大部分时间只是个意淫官场的游戏。

社团的中文系女编辑出于挽留，也出于怜悯，主动介绍她们宿舍最后一个单身女生给我，我果断笑纳。与我约会的中文系姑娘，长相、气质、成绩均属一流，她知道我私下在搞文字创作，提出阅读要求，我思考再三，还是将含有自己身世描写的随笔集送给了她，之后她就没了人影儿。她向我叙述过她的身世，她是三线城市的市民，也出自小户人家。父亲早年嗜赌，几乎败光家产，其母生于贫苦也醒于贫苦，平日里常常告诫女儿：男人都靠不住，攀枝要攀高枝，嫁郎要嫁金郎。显然我不是什么金郎，连个银郎都算不上，这着实气坏了她。

我托人传话数次，终于在舞蹈系练功房后见到了她，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放弃我的真正原因。一路旁敲侧击问她缘何如此，她鼓足勇气，停下脚步，望着我说：“咱们还是做好朋友吧。”我说：“不行。”她说：“你怎么这样？”我说：“就不行。”自此，不复相见。

据说这个姑娘随后又搞了两次对象，想必都是家境殷实的男生。可不知为什么，也都无果而终。总之，她也失败了，她为此付出的不仅仅是贞节，还有学业，同宿舍的其他女生都考上了研究生，她只能拿着一纸本科文凭回老家任教，接着火速相亲，嫁给当地一个二百多斤的富二代。

几年后，提起这个中文系姑娘，社团的老同学们直言她有这样的结局也算不错。但我还是为那份长相和气质唏嘘，作为一个少有的知性范儿的姑娘，她不应该只得到这些。

老同学们提供了更多的八卦，说这个姑娘生了娃娃，做了母亲，各类聚会，从来都是一个人参加，还是喜欢摆出一副高贵的架子。她喝完酒后喜欢对身边的人抱怨，抱怨过去，抱怨现在，抱怨所有曾令她付出过的东西。她注册了两个QQ号，一个号码扮演贤妻良母，一个号码贴满黑金属摇滚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绘画，她一遍又一遍地对人诉说着“婚姻就是长久地忍受痛苦”。

有人说：女人是爱情最大的消费者。可现实中很多女人并不迷信爱情，她们更迷信物质带来的生活。女人的物质，源于中华千年的男权，生产资料由男人把持，女人就不容易得到尊重，选择更好的男人成为她们唯一可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她们唯一的安全感，薛宝钗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子也只能把前途押在男人身上。

所以，我不恨那个中文系姑娘，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我也不再诋毁大学生的恋爱。这显然低估了大学生的心机，一部分大学生确实付出过真心，比如我这样的，一部分大学生也远比我想象中成熟，比如那个最终得到了金钱的中文系姑娘。

与中文系姑娘分手的当晚，石家庄下了四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望着窗外灯光中凌乱的雪花，几乎心碎了。这段夭折的感情给我价值观带来的毁灭性冲击影响了我许多年，我再不敢轻易相信女人，再不敢轻易触碰心灵，一个人走穿着盔甲到了今天。

4、轰隆隆的歌谣

尽管遭遇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情劫，如今回忆起大学，我还是会告诉人家我的大学是幸福的，因为我有摇滚乐。

为什么总会有人在青春期迷上这种吵闹的颓废的音乐，也许真像某位朋友说的：这些孩子的童年太糟了。不幸的身世让我们比同龄人早一步见识到人性的丑恶，也早一步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我们来说，摇滚乐带来的不只有感官高潮，还有一扇重新认识世界的窗口，没有人再去听那些无病呻吟的港台流行乐，也没有人再去信那些虚伪的主流教条，大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与哲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追求快乐的方式。

红旗大街，石家庄最知名的高校区，也是省城最知名的夜市，这地方只有一样商品与我有关，就是打口唱片。作为最后一代打口青年，卡带、CD、音像店、地下演出、摇滚杂志几乎占据了我全部课余时间和全部零花钱。那个时候的师大，整届中文系也不见得有五个人知道大卫·鲍伊，更不会有人理解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些残破的卡带和光盘。

当年石家庄有三处著名的打口店，分别是倚梦、极端音乐以及金旋律。我对倚梦的感情很深，不光因为这个店在师大旁边，也因为他们光明正大在货架上摆打口唱片。倚梦店员是老板娘的弟弟，也是个人见人爱的个小帅哥，他每次看到我都会递一支烟笑着打招呼。他蹲在地上，拧开功放，陪我一起聆听Tiamat的专辑，曲酣，指着窗外的雾霾天说：“你看，这种天儿配上这种音乐，多带劲儿！”

可惜，我们赶上的只是打口时代的小尾巴。2004年始，铺天盖地的MP3蠢蠢欲动，喜爱音乐的青年有了更多获取国外音乐的渠道。很快，倚梦开始为客户提供下载服务，金旋律也摆上了空白盘和刻录机，卡带、CD彻底被淘汰，我们亲眼目睹了唱片工业的陨落。

因为品味的独特，我在学校的朋友不多，基本都是通过摇滚乐小圈子认识的，分散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班级。那几年，我一直扮演着摇滚乐迷召集者的角色，穿着重金属的T恤戴着耳钉四处奔走，在校园二手市场摆摊卖打口带，在社团报纸写有关摇滚乐的文章，在其它学院宿舍发放摇滚杂志，甚至和朋友一起接受学校电台专访，用公共平台向全校师生播放METALLICA和PINK FLOYD的歌。但这些举动无一不是徒劳，没有人响应我们，反倒是我们参与编辑的报纸停了刊。

我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传播摇滚乐，是学院的送老生晚会。当时我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到舞台中央，低着脑袋演唱一首改编自鲍勃·迪伦的民谣，台下小马扎上坐着数百名大一新生，远处角落围着数十名大三大四的老生，他们一个个地盯着我，等着我出洋相。我唱到一半，台下开始“嗡嗡”作响，显然大家不喜欢这歌，也不喜欢我，他们多么希望我演唱的是乌龙节目表上的那首《同桌的你》。

演出结束后第二天，我在机房观看晚会录像，发现自己在台上傻得不能再傻了，灯光把我的脸照得跟失去亲人一样，脸上腿上的大肉随着和弦上下抖动，活脱一胖乞丐民谣。我不忍心再看，走到楼道默默点燃一支烟，心想这他妈是何苦呢，将来我要是成了伟人，这段录像还不得传疯了啊。人都是这样，只有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审视自己才能发现自己的丑态，而在外人眼里，摇滚乐又何尝不是丑陋的音乐呢，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将全部的快乐都拿出来与人分享。

我放弃了召集者的角色，伴随着无尽的失落，这份失落远胜当初那个中文系姑娘对我的遗弃。因为在我看来，别人的否定远没有自我质疑来得可怕，当你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不能给你带来理解与尊重，也就是孤独到了最深处的时候。我归还朋友的吉他，扔掉床头的摇滚杂志，重新回到图书馆三楼，整整一年趴在厚厚的书籍上睡觉，等待着这一切的最终落幕。

2005年冬，民族学院的回族学生手持棍棒冲出校门，光天化日打砸高教市场里的平民超市，蓝色碎玻璃和白色运动鞋散落在街边，无一人敢去打扫。2006年秋，红旗大街夜市上发生群殴，十几个设计学院的男生追打一名校外摊贩，板砖泡着鲜血静静躺在路人的脚下。2007年春，北宿舍一名女生从六楼飞下，原因是保研未果。同一天，河北科技大学也有一名女生轻生，原因是相恋四年的男友把她玩腻了。2009年夏，音乐学院晚会舞台上演真实版“王子复仇记”，女演员谢幕时被上台献花的男生一刀刺死。

现实生活远没有摇滚乐真诚，却远比摇滚乐残酷。

大四，是就业的年份，已没有什么课可上，少数与老师关系好的学生获得保送，大多数学生自己制作简历在招聘会上投递。我得到一家广告公司青睐，成为班上首批签约工作的人，吓了所有人一跳。他们眼里，我就是个不务正业逃课玩摇滚的败类，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出息，更不可能走在他们前面。我搬出学校，去槐安路一处公寓租住，离校前，召来所有同窗，打开自己收藏的那一箱子打口唱片，说：“要毕业了，没什么送给大家的，大家认识我也就是从这些东西开始的，随便拿吧，喜欢哪张就拿哪张。”半小时后，箱子空掉，我的青春正式宣告结束。

我最后一次停在舞蹈系练功房后，透过灯火向内望去，女孩子们穿着统一的黑色紧身衣扎着统一的马尾辫子，旋转着，跳跃着，细长的手指划破飘舞的光线，绽放的睫毛挑动流动的琴声，像一群恸哭不止的精灵。离开练功房，我的美好蜕变为邪恶，眼前师大的孩子们，他们将来会做骗子会做走狗会融入各种潜规则，他们会变成形形色色的坏人，因为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

5、没有母校的人

昔日的大学同窗，如今从事了各行各业，靠祖上关系进事业单位的，回老家做人民教师的，在私企公司做小主管的，开网店搞创业的，时光飞逝，岁月匆匆，男人们开始发福，女人们开始变形，有房的结婚，没房的也要结婚，接着为孩子的户口发愁，为事业的出路焦虑，为爱人的不忠愤怒，为亲人的逝去伤神，有些人在股票大盘前手舞足蹈，有些人万念俱灰站到了天桥边缘。仅仅十年前，他们都是那个跟着家人踏进师大校门的一脸羞涩的孩子。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男人如何才算成功，男人们向往妻妾成群车库并排随从遍地，是钱，是地位，是声名，那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声名以后呢？人生是不是只剩下了吃喝玩乐或者说人生本来就是吃喝玩乐。当年在一起玩摇滚的美术学院的小哥们儿毕业后丢掉画板剪掉长发在高教区支摊卖起女装，不出两年就开了分店，三年后更是买到曾经梦寐以求的天价限量版电琴，可他还会弹吗，还有时间弹吗，他会不会摆出一副恶心样子直接告诉别人他买这把琴只是为了证明他有能力买到。中文系的贫困生小高，毕业后选择去遥远的塞北教学，选择塞北，不是因为那里的马奶酒和烤羊肉，是与世隔绝的环境，他期望着坝上的清风能一点点洗去他往日的耻辱与伤痛。五年后，他洗完了，吃胖了，用公积金买到当地一所两室一厅的房子，可他随后跑到北京，告诉我他受够了那个地方，他想去大城市发展，他甘愿为此辞去教师的工作、卖掉新买的房子，只要能走出那片草原。

2010年，我在通州遇到两个八十年代末出生的男孩子，其中一人是我同学所在公司的少东家，也是他的直属上司。这些人在我的住处冲我显摆他们的奥迪车，显摆他们的漂亮女友，显摆他们能够熟练演唱周传雄的歌熟练偷取QQ农场的蔬菜。但他们不知道姜文是谁，更别提梁实秋、黑泽明、巴菲特、史蒂芬·霍金、米兰·昆德拉这些浮云般的名讳，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会这样幸福地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2011年，我回到师大，那里盘给了其他学校，图书馆、文学院的牌子都没了，传播学院看起来也更加陈旧。我们当年入住的宿舍区，被当地政府收回后变成了鬼城，门窗生锈，灯柱破裂，杂草丛生，纸屑遍地，长长的树荫下，只有我一个人慢慢走着，我努力幻想着这里曾有过的无数的年轻的嘈杂的灵魂，却不过是一段与这里相似的凋零的往事。回京火车上，我对朋友说：“北大清华的学生到60岁还能拥有母校和青春印象，河北师大的一部分孩子不再有了。”事实上，我的小学校址、中学校址也都不存在了，我和这个时代众多城乡接合部的孩子一样，正式成为“没有母校的人”。

2012年，我破例第一次参加师大老同学的聚会，也最后一次失望，在场所有人的言谈举止尽是阿谀与势利，市井之态远超我的想象。讽刺的是，他们也指责我变了，说我变得世故、变得冷漠、变得虚伪。我告诉他们，我真实过，只是他们忘了。那天的酒刚喝到一半我就提前离开了酒店，独自一人去逛后海。前井胡同的尽头，我邂逅一双黄绿相间的袜子，我盯了它很久很久，离开时又情不自禁地哭了，它如此眼熟，我竟想不起谁曾经穿过，是男生还是女生，是我曾经爱过的人吗？他们穿着这双鲜艳的袜子在风中游走，像团燃烧殆尽的火焰。

2013年平安夜，我终于梦到了那个中文系姑娘。她远远站在舞蹈系练功房后等我，依旧那么年轻，依旧那么漂亮，我笑着走过去，告诉她我愿意做她的朋友，她也笑起来，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去北京，她说为什么，我说也许那里有特别的东西，我会在那里租房，在那里工作，甚至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我会忘了她，忘了师大，忘了自己来自什么地方，因为缘分是有尽头的。

王云超，某酒企主管。@大蛋蛋的外宅